西周建立之初，农业是其国民经济的根基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便是农业。西周早中期实行的制度为“井田制”，这一制度如《孟子》所述，是将900亩的土地分成九个方块，中央一块100亩为公田，归周王及诸侯所有，而其余的8块为农户所有，称为私田。根据这一制度，西周并未征收农业税，而是实行劳役代租的形式。即农民需首先到公田上劳动，完成公共耕作任务后，才可转向私田进行耕作。

孟子所描绘的西周理想化的“井田制”具有一定的美好愿景，但根据学者研究，这种土地制度在西周的中前期确实存在，但不一定完全符合“井田”的模式，也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划分为900亩。西周中前期，由于周王室强盛，天命的威信依然牢固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得以顺利执行。然而，到了西周晚期，国家动荡频繁，导致这一制度逐渐衰败。其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社会动乱，厉王逃亡，周王朝的天命受到质疑，导致周王朝的威信大幅下降。失去对天命的信仰和对周天子的崇拜，百姓对集体耕作公田的积极性大减。二是西周中晚期，战争不断，周王朝被迫强制征召自由民参军，导致大量土地荒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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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中写道，百姓的苦楚心情颇为明显：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，劳心忉忉。”这描述了土地虽然宽广，却荒芜无耕，野草丛生。因青壮劳力大多参军，民众面对荒废的土地感到无能为力。尽管告诉自己不再思念远方，但心中的焦虑与惆怅依旧无法平息。

西周宣王即位后，首先面临的难题便是财政困境，如何使国家和王室富裕起来，成为了他急需解决的难题。宣王为应对这一局面，顺应人心，推行了土地改革，提出“不籍千亩”的方案。所谓“籍”，即“帝籍”，是周王室专为上帝圈定的一块土地，面积大约在千亩左右，用于祭祀上帝。宣王通过这一举措，不仅赋予这片土地特殊的宗教意义，还将其作为爱国教育的基地。每年春耕时，天子亲自来到籍田，装模作样地进行开耕典礼，通过这种形式鼓励民众劳动，象征性的铲几锹土，宣扬“向天子学习，热爱劳动”。

然而，这一形式化的祭祀仪式并未能有效激发百姓的劳动热情。由于缺乏明确的绩效标准，加上自然因素难以预测，农民对劳动的积极性并未得到有效调动。宣王意识到，百姓已经对天命产生怀疑，形式化的仪式不再具有说服力，于是决定废除这一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制度，彻底改革。

废除籍田礼不仅是对旧制度的否定，也意味着宣王公开宣告将原有的籍田分给农户，由农民自主耕种，并在收获后按实物交纳地租。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因为他们能直接从劳动中获得更多收益，这种以自耕地为基础的“包产到户”政策，使得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繁荣，周王室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。

不仅如此，宣王还进一步推行废除劳役地租，改为实物地租的制度，这一举措有效扩展了国家收税的土地范围，之前王室只收取公田的产出，如今却可以从王畿的所有土地中按比例征收。这使得周王室的收入不再仅限于公田的粮食，而是覆盖了更多土地，收税范围的大幅扩大使得周王室的财政收入翻倍增长。

“包产到户”这一政策无疑为衰落的西周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拯救了即将走向灭亡的周朝。然而，每个新政策的出台，总会遇到传统势力的反对。朝中大臣虢文公便指责宣王废除籍田礼，认为这破坏了天子对上帝的虔诚信仰，失去了祭祀仪式的重要性，可能影响周王朝的神灵庇佑。

尽管虢文公的言辞显得有理有据，但他忽视了百姓对这些仪式的不信任与冷漠，宣王并未理会这些反对意见，继续推进改革，以确保周朝能够在困境中重新崛起。

这场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格局，也深刻影响了西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，成为宣王治国理政的一大成功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